徽 派 建 築

徽派建築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比較成熟的建築流派，它的工藝特徵和造型風格主要體現在民居、祠堂、牌坊和園林等建築實物中，最具特色的又數傳統民居，它集中地反映了徽派建築的主要特徵。

徽州村落由多種關係構成，地理環境、風水追求和觀念意識都對村落佈局產生影響。其中風水追求和觀念意識又作用於地理環境因素之上，形成徽州村落佈局特色。

黟縣宏村汪氏始祖于南宋紹熙元年（1190年）選居雷崗山下，當時這一帶幽谷茂林，邕溪沿山腳由西至東，村西另有羊棧河從北往南。汪氏先祖認為兩條河不在村西匯合然後向南繞村而過，是一大缺陷。南宋德年間，暴雨引起邕溪改道，同羊棧河匯西繞南，符合汪氏祖的意思。明永樂年間，汪氏祠堂3次聘請風水師何可達對村落進行總體規劃。經過10年的努力，將村中一天然泉眼擴掘成半月形塘，以儲“內陽之水”而鎮“丙丁之火”，並從邕溪中引西來之水，轉向東邊流出，以趨大勢。明萬曆年間，又在村南開挖南湖，儲“中陽之水”以辟邪；同時將邕溪之水引入村，經九曲十彎，貫穿村中月塘，穿過家家門口，再往南注入南湖。月塘南湖水系是構成巨集村形態的主要特徵，水是財富的象徵，水渠引水到各家，預示著全村財源茂盛。

徽州宅居的基本形式為天井庭院形佈置，即由房屋和圍牆組成封閉的空間，院內以南向廳堂為主，東西兩廂為輔，中間為天井，平面組成為凹字形。房屋除大門外，只開少數小窗，採光主要靠天井。徽州宅居往往套建，一進套一進，結構大抵相同。這種深宅裡居住的都是一個家族，隨著子孫繁衍，房子越建越多，故人們稱呼大家族有“三十六天井，七十二檻窗”。一般是一個獨立家庭住一進，36個天井就有36進，一個大家族就有36個獨立家庭。邊門一閉，各家各戶獨立過日子；邊門一開，一個大門出入，一個祖宗牌下祭先人。它生動地體現了古徽州聚族而居的民風。這種高牆深宅式的建築，千丁之族未嘗散居的民風，在中國也是少見的。

徽州民居是以柱、枋、梁、檁、椽等構件組成的木結構建築，梁托、瓜柱、叉手、雀替、鬥栱等大都進行鏤雕加工，裝飾以漂亮的花紋、線腳。房屋天井四周的簷下撐木多雕成各種神仙人物、飛禽走獸和戲劇故事，非常生動。梁架上的叉手和霸拳則多做成雲朵狀，相互勾連迂回的流暢線條，飄逸俊俏，美不勝收。

徽州民居的外觀造型頗具特色，除一般中國古代建築的低層、坡頂形式外，著重採用了馬頭山牆的建築造型，將房屋兩端的山牆升高超過屋面及屋脊，並以水平線條狀的山牆簷收頂。為了避免山牆簷距屋面的高差過大，採取了向屋簷方向逐漸跌落的形式，既節約了材料，又使山牆高低錯落，富於變化。這原是為了防火，故俗稱“封火牆”。

天井是徽州民居中最基本的建築格式，幾乎每一幢宅居都設有天井。從建築功能上看，這種設計使得屋內光線充足，空氣流通，並有利於排水。居室中的廳堂面對天井開放，廳堂和天井融為一體，坐在廳堂內能夠晨沐朝霞，夜觀星斗，名副其實地坐“井”觀天。有些家庭還在天井中設置假山，築池養殖金魚，擺放盆景，使天井成了搬進室內的庭院，這可以說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天人合一”，徽派建築追求的也是“天人合一”，這裡的“天”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徽州為山崗丘陵地貌，溪流水塘遍佈，民居多借助山水格局，依山傍水而建。白牆青瓦馬頭牆，綠水青山蔚藍天，大自然與建築完全融為一體。

直至今日，黃山大地上仍遍佈古橋、古塔、古亭閣、古宗祠、古牌坊，猶如一座天然的歷史大博物館。

徽 商

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舊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

舊徽州府包括安徽省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他們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1]。明代《安徽地誌》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

徽商萌生于東晉，成長于唐宋，盛於明，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績溪縣及江西婺源縣。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鼎盛時期徽商曾經佔有全國總資產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贏得了“徽駱駝”的美稱。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後期，隨著封建經濟的瓦解，徽商逐漸衰亡。

老徽商的四大精神

徽商是一段歷史，是一個經濟現象，也是一個文化現象。相對于“新徽商”而言，歷史上的徽商可以稱為“老徽商”。老徽商崛起於明代中葉，他們為什麼能夠在商場上成為贏家？為什麼在明清時期達到輝煌？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他們是內在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對老徽商的積極的、有價值的精神予以總結，對於啟迪今天的“新徽商”如何走向成功、如何創造新的輝煌，應該是不無裨益的。

一、徽駱駝：徽商的吃苦精神

徽商精神精神的形成，與徽州獨特的地理和生存環境有著密切聯繫。

徽州是一個山區，山巒疊嶂，川穀崎嶇。多山的地理環境，必然給這裡的人民帶來不便，乃至生存的困難。另外一方面，人口又在不斷增加，環境和生存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解決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裡呢？就是走出徽州，去經商。徽州有一首流傳很久的民謠：“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經商意味著漂泊，或者在山嶺間跋涉，或者悶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飯伴愁眠。更有甚者，是他們在經商途中充滿了風險。虧折、賠本，當然是從商難免的“功課”，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測的危險。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說的描寫就可以瞭解。《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四《鹽官邑老魔魅色會骸山大士誅邪》寫一個徽商來到燕子磯弘濟寺，看到寺院樓閣頹壞，願意出三十兩銀子為之修繕，豈知寺僧起了壞心，將他殺害，將他攜帶的500餘兩銀子據為己有。小說當然不是歷史，但是，它們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在資訊不暢通、行政管理有著大量空白地帶的社會，圖財害命的案件經常發生，徽商攜帶金銀，難免會招來殺身之禍。

徽商的吃苦有許多動人的故事。

明代婺源李魁，在未發跡之前，因為家計貧寒曾經仰天呼叫：大丈夫難道真的要為有個上千兩的錢財而犯難嗎？經商是賤行，大丈夫不屑為之，但也不能永遠貧賤呀！於是，他和祖母商量，想籌措點經商本錢，卻一點都籌措不出來。他想了一想，家裡只剩下了臥室一間，就將它出賣給族人，只得到十兩銀子。他就帶著這點銀子前往南京營商，一點點地積攢，“不憚煩勞”，終於有了積餘，也終於能夠買田宅了 。

成化年間的歙縣人江才也是如此。父親在他3歲時就去世了，家境不好，他跟隨著哥哥做點小本生意。他經常感歎：我想耕田，家鄉田少，若是碰上災荒更不可為，務農是不行了。我想經商，家裡底子薄，沒有資本，經商也不成！他的妻子鄭氏從容地勸他：鄉人十個有九個都去經商了，你怎麼能因為家裡底子薄就不去經商呢？於是，她用自己的衣飾資助江才經商。幾年後，江才就致富“饒益”。

清代祁門的倪尚榮，七歲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也十分貧寒。稍大一點，他就砍柴以奉養母親，久之，他慨歎道：終身砍柴怎麼能度日呢？正碰上大亂時候，糧食昂貴，不得已，他就去學做船夫。久之，他又慨歎：這哪裡能夠養家糊口呢！於是以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本錢學經商。他往來于鄱陽湖和祁門之間，不避艱險，終於改變了貧寒的境遇。

的確，從明代中葉開始，徽商的富有已經讓人們羡慕不已了。但是，在他們富有身影的後面，卻是一路艱辛，滿腹悽楚。對於這些，更多的人似乎是看不見的。

二、 山外有天：徽商的開拓精神

當第一批徽州人經商成功以後，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陸續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嶺。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了，他們所走的路也越來越遠了，早在明代，他們的足跡就遍及全國各地。

萬曆年間的《歙志》記載道：

“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為兩京、江、浙、閔、廣諸省；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甯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故邑之賈，豈惟如上所稱大都會皆有之，即山陬海？、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之人，但雲大賈則必據都會耳。”

萬曆年間的《休寧縣誌》說，徽商“藉懷輕貲遍遊都會，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視時豐歉以計屈伸。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

徽商許秩的經商路線更曲折，也更加顯示了開拓精神。

他是歙縣人，生活於弘治嘉靖時期。成人之後，他首先是和其他人在河北經商，碰上河北饑荒，他就帶著積蓄回到家鄉，在其曾祖父的許可下，他又外出，南到福建、廣東，北到兗州、冀州一帶，十來年後，已經很富有了。他還不滿足，又從山東青州前去湖南，第二年，他又從湖南北上，這樣一來一往的販運，讓他賺了一大筆。當次年他從山東歸來的時候，他已經成為鄉里最有資財的人了。這個時候，算起來他離家已經二十年了，可他回來才2個月，又要出門。有人勸他：你年紀大了，該在家鄉享受田園風光了，何必再去經歷艱難險阻呢？他不聽，繼續在外經商。有一天，他讀《貨殖傳》，看到四川人善於商貿，而且也善於享樂，他就動了興致，買船溯流而上，一路上他飽覽了川峽風光，又將四川的物產運到山東一帶，來回兩趟，獲利更多。他回答勸他安享晚年人的話：“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遠志也。吾雖賈人，豈無端木所至國君分庭抗禮志哉！且吾安能效農家者流，守基、辨菽麥耶？”他經商除了獲取資財外，更重要的是實現自己的遠大志向。他不願意安享田園閒適的生活，即使年紀已大，仍然還要奮鬥一番，這大概是可以稱得上具有“開拓精神”的了。

隨著商業的擴大，徽州人已經不滿足於在中國之內發展自己的商業了。他們開始拓展自己的活動空間，發展起海外貿易。明朝政府並不鼓勵商人發展海外貿易。相反，還制訂了海禁政策。

這樣一來，徽商的海外貿易帶上了走私的性質。

儘管如此，徽州商人還是大膽地闖世界了。較早在江浙沿海從事海上貿易的是歙縣的許辰江、許本善等人。嘉靖年間，許辰江就“航大海，駕滄江，優遊自得，而膏沃充腴，鏗鏘金貝，誠古逸民中之良賈也。”稍後，號稱“許村四兄弟”的許松、許棟、許楠、許梓將海上貿易做得轟轟烈烈起來。他們先是到泰國、麻六甲一帶經商，並把葡萄牙的商人帶到中國。他們又前往日本貿易，也把日本商人帶到中國。在從事海外貿易的同時，他們和其他的海商結成團夥，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勢力，逐漸形成了以許棟為頭目的海商集團。

提起海商，不能不讓人想起汪直。汪直是歙縣人，又名汪五峰，號五峰船主。他講義氣，智謀善斷，年輕的時候曾經和鄉人一起經商，嘉靖十九年，他和鄉人一同到廣州，建造大船，將硫磺、絲棉等違禁之物販賣到日本、暹羅(今泰國)等地。嘉靖二十一年，他在日本的平戶建立起貿易基地。與此同時，他又加入了許氏集團，擔任“管庫”，由於他多謀善斷，才能出眾，為許棟所器重，逐漸成為該集團的頭目之一。許氏集團被朝廷消滅後，汪直將殘部收拾到自己的旗下，組織成新的海商集團。他以舟山烈港為基地，打敗了陳思盼海商集團，從而取得了東南沿海貿易的控制權，成為人數最多、勢力最強的海商集團。

徽州海商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歷史現象，又是需要我們具體分析的歷史現象。從陸地走向海上貿易，說明徽商已經不滿足於國內市場，同時積極開拓新的市場，表現了徽商的開拓精神。明朝廷的海禁政策限制著他們的海上貿易無疑是封閉保守的，但他們招引倭寇，搶掠百姓，危害東南沿海的安寧，又是很不明智的行為。

三、大智若愚：徽商的誠信精神

在傳統中國，誠信是一種倫理原則。從《論語》開始就不斷地強調著。“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為政》)他主張“敬事而信”、“謹而信”，(《學而》)“信則人任焉”。(《陽貨》)儒家的“五倫”就包括了一個“信”字。可見它是非常重要的倫理原則。

遵循儒家文化傳統又非常精明的徽商，大多數都很講究誠信，並且留下了不少的記錄。

“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久之，四方爭趣坡公。每入市，視封識為坡公氏字，輒持去，不視精惡長短。(《古歙岩鎮東堪頭吳氏族譜"吳南坡公行狀》)

歙縣岩鎮出了不少商人，吳南坡是其中的一位。他有自己的經商格言，那就是“人寧貿詐，吾寧貿信”。憑著這個信條，他在市場上獲得了自己的信譽，人們只要看到他的標記，不管實際品質的好壞和斤兩的多少，都搶著購買。“人寧貿詐，吾寧貿信”，這八個字可為吳南坡的“金針”，也是很多徽商發財的“金針”。

胡榮命，字希禹，(黟縣)西川人。仁厚長者，賈于江西吳城""""""賈五十餘年，臨財不苟取，遇善舉輒捐貲為之，名重吳城。晚罷歸，人以重價賃其肆名，榮命不可，謂：“彼果誠實，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誠，終必累吾名也。”(《同治〈黟縣三志〉卷六〈人物"尚義〉》

徽商胡榮命經商50餘年，不義之財不取，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所以在蘇州很有點名氣。由於他經營有道，他的店名已經成為一個金字招牌。當他晚年不再經商後，有人要以重價買他的店名，他卻拒絕了。他的道理是：你如果誠實，就可以贏得顧客，何必借我的店名？不靠自己誠實贏得顧客，卻想借別人的店名發財，這種想法和行為已經不誠實了，如果把自己的店名賣給這樣的人，最後必將損了自己店名的聲譽。

在大量的徽商傳記裡，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誠信看作經商策略的話語。清代道光年間，黟縣商人舒遵剛說：“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他還說：“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用財者，皆自竭其流也。……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之大道也。”在這裡，他是用“義利”的概念來闡發其觀點的。義，當然包括誠信。在這位舒遵剛看來，義其實就利之源。錢財總有其來源，狡詐生財，就自己塞住其來源；而奢侈和濫用錢財，則是“自竭其流”。因此，因義生財，實際上是讓源頭豐裕，這樣去經商，才算是懂得了“大道”。

這可能是經商成功的一條潛隱而具有支配性的規則。遵循這個規則，也許在一個月乃至一年內難以有大的經濟效益，但也許2年、3年下來，信譽逐漸建立，財源就該滾滾而來了。在這個層面上看，誠信確實不僅僅是傳統倫理的問題，而是戰勝商場的大智慧、大策略了，借用老子的話，就是“大智若愚”。

四、“賈而好儒”：徽商的崇文精神

地處江南群山中的徽州，浸潤著濃厚的儒家文化傳統。

從中原遷徙到徽州的移民無疑都攜帶著儒家文化的基因。它們保持著宗族的組織結構，傳承著儒家文化的血脈。

宗族是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管道。它是一種社會組織，它的控制者多為崇奉理學的鄉紳。無論是修建祠堂、編纂家譜、祭祀祖先，這些行為既強化著宗族觀念，也強化著理學家所提倡的“忠孝節義”的思想觀念。在祭祀活動中，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寫的《家禮》；在族規族訓裡，反復強調的也是理學家所宣導的各種道德準則。這些觀念和準則通過組織化的宗族傳遞到了民間，成為支配整個徽州社會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積澱于徽商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因數；徽商的文化性格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審察有關徽商的文獻記載，他們的文化性格就凸現在我們的面前：

他們的身上有著濃厚的倫理色彩。徽商傳記裡，有很多的“事父並繼母極孝”、“母早故，事父與祖母極孝”之類關於“孝”的記載，有很多的“周急濟荒”、“赴人之急”、“慷慨尚義”乃至“見義勇為”之類的評價，有很多的“重然諾，敦信義”“待人接物，誠實不欺”之類的描述。總之，他們是道德君子，他們是倫理的化身。他們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標準的人。

由於徽州教育一直很發達，不少人小時候都讀過書，但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經商的道路。清代婺源縣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先“業儒”讀書，後不得不經商，在經商的同時仍然讀書不輟，最後在文化上還小有建樹。他弟兄五人，本來都讀書，但家庭生計需要他經商，在奔走之餘，他沒有丟掉書籍和愛好，借著經商足跡，他廣交名流，自己也不斷創作，編有詩集四卷、詞集三卷。徽商是商人，但他們醉心于文化；他們是商人，卻曾經讀書。他們有很重的商人氣，但也不乏書卷氣。

徽商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讓自己的子孫讀書、做官，才是他們最可觀的收益。因此他們發財之後，在投資教育上豪不吝惜，他們有的設立塾學，廣請名師，以培養自己和宗族內的子弟，從而光大宗族。有的還設立義學，為貧寒的子弟提供上學讀書的機會。從興辦塾學、義學到捐助縣學、書院，他們出力最多，甚至還資助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路費、試卷費用等。正因為如此，徽州自宋代以來，社學、塾學、義學、縣學、書院一直保持著穩定，在清代康熙年間，徽州的社學有462所；除了每縣都有縣學外，還有書院54所。真是十裡之村，不廢誦讀之聲！

徽商留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背影。他們不像莎士比亞筆下的精明、嗜錢如命的威尼斯商人。他們是商人，似乎又不是商人。除了比別人有錢，他們從本質上看，仍然是傳統文化中的個體。他們的身上，積澱著太多的傳統文化的成分。與其他地方的商人相比，傳統文化在徽商身上的烙印更深，更明顯。

作者簡介：朱萬曙，男，1962年5月出生，安徽潛山縣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教授，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中文系主任，蘇州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中國明代文學學會(籌)副會長、安徽省徽學學會副會長，安徽省文學會常務理事、安徽省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等。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戲劇以及地域歷史文化研究，出版的個人專著有《包公故事源流考述》、《元曲：自然的樂章》、《徽商精神》，主編大型學術年刊《徽學》及《徽學研究資料輯刊》。(作者：安徽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萬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