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十五歲起,陳東元逐漸淡出水彩畫壇。多年來他由「局內人」改變心境為「局外人」的角色來冷眼旁觀水彩畫壇過去一百多年的發展,應能更客觀的陳述這項水彩歷史。

── 引述楊恩生訪談節錄

第 4 節:

臺灣水彩發展與政治的關係

 

人文思想與文化藝術發展與政治、社會、經濟更是有牢不可分的緊密關係。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era),被認為是英國工業革命和大英帝國的峰端,大英帝國殖民地遍佈全球,國勢強盛,被稱為統御七海的日不落國,國力達於巔峰。在此盛世,藝術、文學及科學都有極大的成就,是英國歷史的黃金時代,史稱「維多利亞盛世」。

維多利亞時代科學發明浪潮洶湧澎湃,維多利亞人信仰科學進步,對於工業革命充滿了樂觀和信心。汽船的出現使得運輸和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興旺,四通八達的鐵路交通貫穿東西南北。

發達的工業,造成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鄉村耕作無法生存,大量農民湧入都市,形成耕地荒蕪。狹窄的都市無法容納移入的群眾,在黑暗的角落,失業、疾病、髒亂、偷竊、賣娼、........,無所不在,兒童失學,四處遊蕩做童工。社會分配不均,資本豪富與勞工嚴重對立,罷工經常發生。

工商業發達的都市,水蒸氣運行的機具需要大量燃煤,黑煙蔽日,嚴重空氣污染。

當時的藝術除了表現大英帝國內部工業發達造成的新興勢力,更將種種腐敗齷齪的社會現象露骨呈現。也由於國勢強盛,藝術家的視野及表現內容緊跟拓展至海外的殖民地。

維多利亞時期的水彩是舉世公認最興盛頂峰的階段,許多水彩藝術家描繪異國風情的內容。

國家的地理位置決定了該國的命運。台灣西與西北臨台灣海峽,東北隔海與琉球群島相望,西南邊為南海,東邊為太平洋,南邊則隔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群島相鄰。在西太平洋由千島群島、日本、琉球群島、菲律賓等眾多島嶼所形成的島弧花綵列島中,台灣位於中樞位置。從地緣政治理論上來看,台灣正好位於東亞島弧中央區域,居東北亞與東南亞交會處,為亞太經貿運輸重要樞紐及重要戰略要地。

四百年來,台灣歷經中國諸朝、西班牙、荷蘭、鄭成功、日本等政權,插過十一國國旗,堪稱是全世界被最多政權統治過的國家,至今仍然無法取得國際法人的完全獨立國家地位。

曾被批評為「花不香,鳥不鳴,男無義,女無情」,訴盡台灣多少的委屈和不平。外來政權始終沒有好好呵護這片美好的土地,每次改變政權,都是政權仇視政權,不僅是改變政府,而是改換文化,不僅是改變繳稅的對象,更是改變繳出靈魂的對象。每次改變政權,對前朝都是連根拔起,殺戮四起,哀鴻遍野,連個蛛絲馬跡都無法遺留。台灣百姓只能忍聲吞氣,自我污辱,自我摧殘人格,演變成在國際間適應不良,沒有歷史感的空殼國家。

台灣位處西太平洋島鏈中央的戰略位置,是兵家必爭之地,是中國覬覦太平洋與美國防堵共產政權擴展的衝突點上,既不能獨立更無法統一,命運完全操控在其他國家手中。

這是台灣歷史的宿命,處境的特殊,扮演著無法逃避的悲劇角色。

國民黨政府撤退至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從1949年至1992年總共長達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實施戒嚴,俗稱臺灣白色恐怖時期。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1949年5月20日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5月24日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懲治叛亂條例》,雖說目的是為了防止中國共產黨在臺灣的擴散,但事實上,政府卻藉此「特別刑法」整肅迫害批評或反對國民黨政府者,任意冠上意圖顛覆政權之罪名,將刑罰範圍極度擴張,藉以鞏固威權統治,罔顧基本人權、民主、自由等、無所不在隨時隨地監控人民,對持不同政見者扣上匪諜的帽子,在全國各地濫捕濫殺並沒收財產,造成大量冤死或冤獄,人民的生命、財產,以及心靈上面遭受嚴重損害。

舉國深陷恐怖之中,文化藝術界風聲鶴唳,不敢在創作上表現負面的思想,深怕深陷囹圄,甚至遭受殺身之禍。

當時北部一所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為著師生着想,深怕觸犯禁忌,還嚴格要求視覺藝術的科系不能使用諸多顏色相襯的色彩。

以視覺藝術而言,有幾項必須避諱。

1、紅星 黃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五星紅旗,是紅色與黃色,為左上角鑲有五顆黃色五角星的紅色旗幟,旗幟圖案中的四顆小五角星環繞在一顆大五角星右側呈半環形。紅色的旗面象徵革命,五顆五角星及其相互聯繫象徵著中國人民的團結。

但是美國國旗的星星卻是白色,因此除紅星與黃星及其相近的色彩星星外則沒有禁忌。

2、共產黨標誌

中國共產黨黨旗的紅色代表革命,黃色象徵光明;而鐮刀、錘子為工農的勞動工具,則象徵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自1996年起,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的含義有了相關的解釋:紅色象徵革命,黃色的錘子、鐮刀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勞動工具,象徵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3、八一標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俗稱「八一」建軍節、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日期為每年的8月1日。

4、葵花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歌頌毛澤東思想,像是紅太陽般地燦爛光明,朵朵葵花向太陽,意指向毛澤東學習。

5、反戰標誌

反戰標誌按照“核裁軍運動(CND)”領導人Bertrand Russel的要求,由運動的參與者Gerald Holtom設計,作為抗議1958年在英國奧爾德馬斯頓村成立“原子武器發展研究中心”的行動委員會的徽章。採用的是海軍旗語中的信號作為設計項目:在海軍旗語中,信號員手執兩面旗子,向下成45度角表示“N”,兩面旗子一面指向上,另一面向下表示則表示“D”,“N”和“D”即是“核裁軍”(nuclear disarmament)英文單詞的首字母縮寫,圓圈中的線條暗示人類的身體,而圓圈則象徵著地球。和平標誌被馬丁路德金的朋友在一次民權運動中使用之後,在美國得到廣泛應用,尤其是在各種權利運動和美國信奉正統基督教的組織中。在世界範圍內,人們把它看成愛與和平、非暴力的象徵。

從一開始僅僅是“核裁軍”的縮寫,到後來成為一切和平運動都會使用的標誌,嬉皮士們對反戰標誌的發展和推廣功不可沒。越戰期間,反戰標誌被大量使用在各類和平集會和運動中,再後來,連綠色和平等一些環保組織,也開始在他們保護環境的行動中用起了這個標誌。

國民黨政府撤退至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從1949年至1992年總共長達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實施戒嚴,勵行「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戰略思想,反戰標誌被執政當局視為禁忌,反戰標誌延伸出來的實用商品及符號都是禁止的。

6、台灣獨立標誌

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面對挑戰的敵人,除中共政權的威脅外,還有台灣獨立的組織與思想,其中有一支台獨海外組織以三角形與圓形組合成「台」作為標誌。涵意是:台灣當時從事農業的人口佔六成以上,以三角形與圓形組合為農人的形象,三角形除表示當年農民耕作時常戴的斗笠,更有著向上爭取獨立的意涵。

四十年前臺灣處處可見的農村景致,但是卻很少有藝術家去描繪農民的生活情況,可能與台灣獨立標誌甚至於共產黨主張工人和農民無產階級革命有關 ,因此產生寒蟬效應,不敢朝此題材創作。即使描繪農村也只敢繪製景觀,卻不敢近距離深入刻劃農民工人的實際生活情況。

直到1975年蔣中正去世,種種跡象顯示管制明顯放鬆,各種資訊陸續進入,其中以美國魏斯(Andrew Wyeth)及德國女畫家卡特•柯維茲(Kathe Kollwitz)影響最深。

兩位藝術家深切體會勞工們的貧困與哀苦,對社會最低層的勞工表達得深刻且撼動人心,畫中充滿著「愛」與悲憫體恤,充滿著關懷與活躍的情感,並且將他們的生活表達得非常貼切。

牛是往昔台灣歷史的圖騰,是台灣勤奮質樸精神所繫。台灣早年以農業為主,牛在台灣傳統農村社會是水田、蔗園、採蚵人家等不可或缺的勞動力,成為一家生計的依賴。歷史意義上,台灣的開發大致由南至北、自西而東墾殖,田園的面積與日俱增,台灣牛也由原先的幾千頭激增至廿萬頭,與田園的開墾面積成正比,亦即耕牛隨著漢人拓荒足跡所至出現。因此,清代台灣輿圖上,除了以房舍代表村落之外,同時畫上牛隻,表示該地已是開發的地域,牛可視為台灣開發史的一種指標。生活文化上,台灣農民在與耕牛相處三百年之後,牛已內化為台灣歷史、生活、文化的一部份,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以水牛作為代表台灣的圖像,進獻日本皇室。日治時代雕塑家黃土水於1930年所完成之《水牛群像》,鑲嵌於甫落成不久的台北公會堂二樓與三樓間樓梯前的中央牆壁上。台北公會堂即為台北市中山堂,日治時代是重大會議的地點,《水牛群像》能鑲嵌於此有其政治因素考量。

上述農工生活景況以及台灣牛早已成為台灣人一種圖騰的象徵,台灣光復後的藝術界不敢創作,全是政治因素。何文杞被譽為「最具反省精神的台灣新本土主義畫家」,曾是建國黨主席(2000年─2002年),在當時也不敢輕易踏過此一界線,他從台灣古厝的造型及色彩中吸取先人的美感意識,以古厝、馬背、窗、門為表現對象。

水彩藝術界首先衝破忌諱的是陳東元,出生貧困家庭,深刻體會最低層的勞工生活猶如切膚之痛,除描繪農夫農婦辛勤耕耘,也喜歡以牛去隱喻勞工境遇。牛的命運一生勤奮不倦,踏踏實實,勤於耕耘而不問收穫,取之於人類少,貢獻於人類多,受盡剝削,最終的命運絕大多數卻是送往屠宰場,屍骨無存。

陳東元的嘗試,喚起繪畫界對鄉土農村的注意,掀起一陣繪畫主題傾向以懷念臺灣的風物,如耕牛、古厝、腳踏車等民間生活器具皆一一入畫,此舉不但形成一種可明確辨識的時代風格與取向,也使水彩創作在臺灣畫壇達到高峰。

 陳東元  牧牛老翁  111×91cm  1981